在线看了点《娱乐至死》的开头
里面有段文字很有意思。
对于标红部分的那句话，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不以“图像时代（或者电视时代）是相对文字时代（或者印刷时代）的沉沦和倒退”为假定前提的话，那么脖子满老师的这句话会不会变成一个【文字时代住民】食古不化的笑话呢。
在后文中，脖子满老师又写道：“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话本身一点没错，但问题是老师对此似乎抱着悲观态度，而且是在“媒介即信息”这个大前提下拓展。好像某篇科幻小说中设想的，在遥远的未来世代，高度进化的智慧生命将一切信息包含于图像与声音乃至感觉中来进行脖子满老师所说的“会话”，而且我相信，这些东西在人类历史上的诞生时间远远早于文字和狼烟和电视。
以我粗陋的认识来打比方，脖子满老师的“会话”是TXT文档或JPG图片的单一格式，而未来的人类“会话”则是一个真正的多媒体文件（这个比方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非修辞学的隐喻）。
PS：看到那句“他不幸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当成上帝”，就想起了《失落的世界》里男主角说的那句话：“他们就是这样扮演上帝的。”在上帝已死和人造上帝之间的断层，我们何以如此迅速地一跃而过，本身就是整个20世纪最有意思的话题吧。
若我没理解错，波兹曼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人”这个概念是被语言所定义的】的前提下，所以语言决定思维，语言决定世界观，语言决定文化，语言决定人之所以为人。
但如果这个前提并不成立的话呢……
第一章节“媒介即隐喻”论述的就是这个前提如何成立。
马歇尔•麦克卢汉1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如果我上面所说的有引用之嫌，我决不否认其中的联系（虽然很多值得尊敬的学者觉得否认和他的联系很时髦，但是如果没有麦克卢汉，他们也许至今仍然默默无闻）。３０年前遇到麦克卢汉的时候，我还是一名研究生，而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英语教授。那时我就相信，现在仍然相信，他继承了奥威尔和赫胥黎的传统，对未来进行了预言。我对他的理论坚信不疑。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我也许应该补充一点，最早激发我对这个观点产生兴趣的是一位比麦克卢汉更伟大、比柏拉图更古老的预言家。我年轻时研究过《圣经》，在其中我获得了一种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这种启示来自“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我那时很疑惑，为什么上帝要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怎样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除非颁布训诫的人认定人类的交际形式和文化的质量有着必然联系，否则把这种禁令归于伦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
卡西尔曾说过：“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
这句话说得真好。脖子满老师引述的一些句子都好得很。
还有关于柏拉图对书写带来革命的认识。从书中引述的一则传闻来推想，在文字发明和普及之前，人们本来是如此习惯于“说书”和“听书”，以致要让他们习惯用眼睛而不是耳朵来认知世界（加工语言）是如此的艰难，而哲学一旦落于文字，就会成为万世批判与争论的起点（所以柏拉图称之为冒险），嗯，孔子真的很聪明，虽然不肖徒弟非给他记下来不可……
脖子满老师接下去又引用了一位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的话，说书面文字在现实中创造了过去，并给予我们浓缩的想象，这句说得实在太好了。
“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这样的对话似乎没有对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对象。有什么比把问题诉诸文本时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么比向一个无形的读者倾诉，并且因为知道有一个无名的读者会反对或误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而这正是每一本书的作者必须做的。”
看这一段时想起了中国传说中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的说法。话说回来，现在大部分文字工作者其实并不爱干最后那几件事，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无名的读者”并不在乎花钱买来的文章中有多少错误，或者说本来就无法分辨其中的错误，或者若是有所歧义与误读，“那也是读者水平不够的问题”，这是很多文字作者尤其是学者都容易产生的念头，而且越是自觉高端的文字作者越容易这么想（真正高端的反倒未必），并因此产生屈尊俯就的委屈感和优越感，而这些念头与感觉都很容易成为与读者间沟通与交流的障碍。简单说就是明明是个文化扫雪工，却自觉是专业人士乃至大师，这种念头是应当反省的。扯远了。
在波兹曼的观点中，“媒介即隐喻”这个短句意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的实质必须投射到媒介上，才能为我们的大脑所理解和认识。在这段关于媒介即隐喻的集中论述中，我感到波兹曼理念中的媒介是一堵投影幕墙（这本身又是一个隐喻）。思维与文化的幻灯片只有在投射到这堵墙上，经过它的再加工之后才能为我们所见。
所以当我们称呼文字，钟表，狼烟，电视为媒介时，其实隐喻的是思维、时间、开战、图像文化这些东西的实质？（这里的隐喻并不只是修辞学上的概念。）
波兹曼似乎认为“眼镜的发明”隐喻了“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因此仅就这一点来说，它和20世纪的基因研究（我们现在是不是叫基因工程？）是等质的（他很小心地用了”存在某种关联”这种说法。）
是不是有点像库布里克从骨头到飞船那天才的一剪子？
“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总觉得波兹曼的论述中有个很大的漏洞，但不知应如何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