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朱榕基
张居正若生在今日，是否会说出“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豪言壮语呢？
读《万历十五年》。在严嵩和徐阶的政争结果未明前，张居正跑回老家去韬晦了三年。在还没位极人臣前，他是个相当能隐忍的人，与之后当权时令行禁止的强硬作风成为强烈对比。
张居正曾说过“事君如事亲”的话，要把毕生精力献给忠君治国。
以上文字来自读罢天涯某文的印象。
万历十年6月，张居正病死，不到半年后，这个生前权倾朝野的人就被他曾效忠的君主和帝国清算，几致开棺戮尸；一年后，连江陵老家的祖坟都被皇帝挖了，儿子自杀，家小饿死，此后直到明崇祯年间邹元标出来为他平反前，整个大明王朝无人敢提张居正的名字；而在死后400年，他又成了史家学者、文人墨客乃至寻常百姓的热门话题。
张居正利用他的帝师与首辅的身份，专权10年，一边给小皇帝讲经说法（万历小时候读的教科书之一就是张居正亲自编纂的），一边揽下了所有国家大事。不能说他是完全为了私心。但由于施政的事儿都被挡下，小皇帝于治国方略上就自然就只学到了皮毛理论，而难以有机会接触到文官集团的庞大、复杂与体制的懈弛。张在的时候，还能帮他挡着；张一去，小皇帝有书生意气却无政治手腕，压不住阵脚，只好逃学怠工，耳根子一软，被文官们撺掇着就要把恩师夺号戮尸，结果抄家出来并没有舆论谣传的那么夸张。多年后万历皇帝会想起问问张居正的宅邸去向，想必是对自己当时的卤莽有些微的悔意。但是，当时年仅19、20岁的年轻皇帝却是在气头上，张的抄家结果虽然不多，也已经与他一直标榜的节俭之风相违背。小皇帝是很单纯地相信着自己的老师的，结果被他讨厌的文官检举出这么个丑闻，自然更加恼怒与失望，那种被最信任的导师背叛的愤怒，就在张死后半年彻底发泄了出来。这么做的后果，当然就使得继任的首辅申时行更加坚定了缩进壳里做人的决心。此时郑贵妃的儿子常洛还没出生，立储问题尚未浮出水面，申大学士就已经萎了。如果立储问题在张的清算之前出现，或者干脆在张当权时出现，不知历史又会走向什么方向？
张死的时候年仅57岁，这个岁数放在今天的政坛应该是正当壮年、事业起步的时候；即使放在古代应该也不算太老，以他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内阁大学士的资历，后面应当还有作为。此时的张仕途一帆风顺，皇帝宠信有加，清流与宵小都莫奈他何，壮志得酬，正当鼓帆疾航，却在改革卓见成效之际死于病榻，这就很奇怪。以他的自傲与不择手段，总不会讳人言而染上什么心病；精神往往配合身体的状况，精明强干的铁血人物按理也应有副硬骨头。但史实却是张的身体在万历九年时衰弱不堪，有说是国事操劳过甚的，有说是沉迷声色纵欲过度的，不一而足。只知道他死前半年因病卧床，还不敢向皇帝告假，小皇帝知道后不干，屡次写信催老师回来收拾朝政，否则这个大摊子就要烂。显然朱翊钧对自己亲政的能力不是毫无信心就是毫无用心，压不住场子，所以要请老先生来救驾。当然，这一段历史也可以有另一种猜度，就是张要试探小皇帝的态度，所以故意连假也不告就翘班，还说自己生病了不行了，要查看皇帝对自己究竟仰赖到什么程度，同时似也可解释成对皇帝的要挟和警戒：小兔崽子，这下知道我重要了吧？
不过因为他3个月后就死掉了，所以这个猜度也只是不实的猜度而已。倒是以万历的天赋与志向，在张居正的亲手调教下仍然从政十年不能出师或不敢出师，从侧面反映出张的帝王教育实际上是失败的（当然，这种效果也可能正是张想要的，他从一开始就用票拟完全垄断了本应属于皇帝的决断权。）
按对这件事正面的理解，张是真的病得不行，小皇帝又是真的见不到老师六神无主得不行，这么着张只好又死撑3个月，按理以他当众呵斥小皇帝念白字儿的气魄，就是执意在家休养也不是不可以。但他抱病上班，毕竟还是责任心太重了——毋庸讳言，这其中肯定搀杂着权力欲，因为以他与人结怨的劣迹，此时已不可能全身而退，失势几乎就意味着死，这是严重关系着生死利害的问题。张居正是个聪明人，不可能不清楚趋炎附势的真相。而自己的权倾朝野，也只是大家怵于他的威势不敢乱动而已。他独立主张推行的改革，虽然已见成效，却还没有体制化，没有成功融入到文官集团的统治意识里去（事实上回头去看这段历史，我们也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上升到祖宗家法的高度。这个时候一旦松懈，会出什么状况谁都不能预料（由此可见当年把林彪的接班问题写入党章还是宪法中，在中国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尽管在西方人看来也许会荒唐可笑）。他年轻时混内阁，眼见夏严徐三人的彼此倾轧，应该会深深记得官场瞬息万变、成王败寇的教训，自然不肯拱手让出首辅之位。于是终于鞠躬尽瘁，死在任上。
比较奇妙的是，虽然后来人给他做传，说他从小看华严经，就认为只要利国利民就该挺身而为，愚夫宵小的论讥讽誉不过马耳东风云云，他自己也曾声称要“毁家殉国”，决绝致此。但一个人即使再怎么铁血专制，不为自己着想，多少总会为家小考虑下。以张的聪明，再怎么刚愎自信，总也看得出一旦自己撒手，家小被仇人报复的几率有多高，总不致一点后手都不留。他自己拍屁股走人不要紧，儿子女儿被牵累得又是自杀又是为奴，挖祖坟前还被心怀怨恨的官员刻意饿死了不亲友，这就实在过分了，不知他大儿子自杀前会不会怨恨父亲做得太绝呢？
或者说，这个人其实早知道自己干的事虽利国民，却总有一天要毁家殉国，所以实际上辅政10年未敢有片刻安宁，才会抱病而亡？
又或者，正是因为自觉不久于人寰，张居正才要那样试探小皇帝，而小皇帝的反应又令他错误地以为可以放心了？因为小皇帝的几次催逼，也很难说就完全出于一个孩子对父亲的任性依赖，说不定是怀着愤恨与不甘的负面感情也未可知。真要是这样，张的被清算，就是算错一招，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后果了。
从小皇帝对老师的依赖上来看，张对这个小皇帝的教育，不管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终于还是未能培养出继承理想的治国者。之前也说了，也或者是他就压根没想往这方面去培养，只要万历按他的意思去做就好，以至人亡政息，到申时行废除了考成法，他的一生心血也就全部付之流水，反倒是制造出了一个30年不见朝臣的史上第一懒皇帝。
扯到这里就忍不住想到一个疑问，以张居正的性格、才能、手腕、抱负与从政资历，难道就从没有过觊觎皇位的念头？就从没想过取而代之？我相信在这个人的心中，是绝对不会真的被所谓的纲常伦理束缚的。那么是什么使他的政敌无法在这方面扳倒他，甚至死后清算也没坐实这个罪名呢？
以上文字来自万历十五年的印象。
张居正若生在今日，是否会说出“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豪言壮语呢？
粗略看了一些资料后的印象，张与朱相隔数百年，行事风格和身处环境却是如此相似，连下场都仿佛神似。感慨之。
关于张居正的丁忧风波
据说张居正因为丁忧一事，暗地操纵小皇帝降旨夺情，被看他不顺眼的人抓着了辫子，坚持要他滚回老家，否则就是有违纲常。在明史演义里则将这首倡夺情的责任，安到谄媚之徒李幼孜和政治同盟大伴冯保身上（时李幼孜已升任户部侍郎，欲媚居正，首倡夺情的议论。冯保与居正友善，亦愿他仍然在朝，可作外助，遂代为运动，传出中旨，令吏部尚书张瀚，往留居正。）而张则害怕“退职以后，被人陷害，巴不得有旨慰留”，所以顺水推舟，一边上疏奏请奔丧，一边找人帮他要求夺情。但是偏遇上那么几个不长心眼的（或者不如说太长心眼了），坚持不干。沈思孝等人甚至还跑到朝会上当面奏疏，说他“忘亲贪位，炀蔽圣聪，因干天变”。反张的人这时大概都看出来了，这是个扳倒超人的好机会，所以咬住了自然不肯放手。
张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将多年心血毁于一旦，但又在道恕y上理屈，对沈思孝们自然很是愤怒，立刻叫冯保“入诉神宗，概加廷杖”，要打击报复。当时的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后，悄悄跑去想劝张居正，结果被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你饶了我吧”给堵得说不上话。
申时行、王锡爵等人仗着跟首辅关系还可以，也跑来和稀泥，竟然被张居正趴在地上拜（勃窣拜曰），说你们这么干就是想償竕苟磨C我没脸呆下去了，你们给我把刀让我抹脖子死了算了！（此曹力逐我，我何以处，使得尺刀即自刎矣。）闹得好不尴尬。
这《国榷》里的描写还算是给张首辅留了面子，虽然无理取闹，但言辞斯文，仿佛还是上流社会的口吻。在《明史纪事本末》里则写得更加不堪，说他前一刻还在马自强面前痛哭流涕，看到王锡爵来时，又立马“踉跄起身，趋入丧次”，弄得王锡爵不敢直陈本意，只好转弯抹角地“吴、赵等上疏，致遭圣怒”，此时张的鼻涕眼泪早不知哪里去了，轻描淡写一句“圣怒不可测”，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对上司如此装疯卖傻，小王同学很是懊恼地刺了一句“即圣怒，亦为公”，小皇帝生气，也是在为了你生气，意思是要张居正负责，放了沈思孝们。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张居正不能直斥马王二人也不能骂小皇帝，要坐实沈思孝们的廷杖，只好自己当受害人。于是“（王锡爵）语未讫，居正屈膝於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其情其状，明史演义评之为“好似泼妇撒赖”。小王同学跟张老师同事多年，看到的都是一本正经、疾言厉色的冷面丞相，何时见过这个阵仗？于是“大惊，趋出”，“倒退倒躲，一溜烟的逃出大门去了。”想必是读书人没见过这样市井耍泼，亦担不起“为循私情，逼死阁老”的罪名。
有人说他一个堂堂丞相，怎么如此泼皮，为这点小事要死要活。但实际上这丁忧之事是一点不小。熊昭政评价张是“外儒内法”，就是说凡事只看事功。张之所以把持朝政并非因为居中平和，人心所向，而是高压手腕压制出来的，一旦拘束礼仪，三年不事朝廷，基本上就复出无望了。这个事功就很不好，要坏大事，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肯去职丁忧。但是，张表面上还是得遵守儒家的纲常礼数，夺情之事没法堂堂正正地摆上台面，所以只好撒泼耍无赖，用最下作的招术，在最微妙的波澜里固守最宏伟的志愿。以张居正的智慧与傲气，审时度势，不惜做出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事来，实在令人相当惊诧。不免要对他的用心良苦大叹一声。
而张居正的这个方法居然就真的奏效了。虽然最后还是回老家奔丧，但经过这一事后，大家似乎都认识到要扳倒张居正还是早了点，各各偃旗息鼓。所以张得以在离京前做好了最完备的人事布局，那就是把最不会威胁到他地位的人排进内阁暂代职位。因是最有口碑的高拱被排挤在外。小皇帝让张居正自己拿主意，张居正就请出了他的恩师兼老上级徐阶来坐镇，再加上一级和泥匠申时行，经常给张居正送礼（岁时馈问居正不绝）、和慈圣太后她老爹结盟的张四维，还有个身体很不好的吕调阳，组成了这套临时工作小组。为人正直的马自强虽然也被加封太子太保入阁协助政事，但之前因廷杖一事被张居正的泼赖相吓得不轻，所以这回也是老老实实，“自分不敢望”。
尽管张居正做了周全的安排防止被人夺政，小皇帝似乎仍然觉得除了老师，朝事交给谁都不放心，每日朝政，依然要用快递送到江陵张居正的老家让他定夺，只有些小事才留给驻守的吕、张二人。
结果证明，张用泼皮和权术，平稳度过了他辅政期间最大的一次危机。因为当他期满归来时，吕调阳很有自知之明地谢政，马自强亦很识趣地生病死掉，徐老头子和泥水匠自然不用多说，剩下个很会做人的张四维也算是自家派系。就这样，万历大政还“张”
（明史：六年三月，居正将归葬父。念阁臣在乡里者，高拱与己有深隙，殷士儋多奥援，或乘间以出，惟徐阶老易与，拟荐之自代。已遣使报阶，既念阶前辈，已还，当位其下，乃请徐ｮ置阁臣。帝即令居正推择，遂以人望荐自强及所厚申时行。诏加自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与时行并参机务。自强初以救吴中行、赵用贤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时吕调阳、张四维先在阁。调阳衰，数寝疾不出，小事四维代拟旨，大事则驰报居正于江陵，听其裁决。自强虽持正，亦不能有为，守位而已。已，居正还朝，调阳谢政，自强亦得疾卒。）
而另一个内阁大学士王锡爵，被老张“以死相逼”后也落下了心理阴影。小皇帝大婚，要居丧中张老师给他操办婚事，这当然不合礼数，于是就有人跳出来骂，小皇帝一生气，下了道诏书，大意说朕就张老师这么个信得过的人，你们这么干是想孤立朕，是居心叵测，下回再这么干就要严惩不怠。那力排众议、一力袒护的口吻，与红楼梦里鸳鸯事件时贾母的声口倒很是相象。
这么一来当然就谁也不敢非议了。王锡爵等人心里很是不爽，于是纷纷辞职回家。王直到万历二十一年才回到内阁。而这个时候，张早已死后清算，小皇帝也已经对大臣们的奏疏“皆不问”了。
附收朱语录一则
[楼主] 孤行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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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堕落的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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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 13:54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凤凰卫视进行了实况直播（也不知道我们NB烘烘的央视死哪去了）
（一个年青的曰本女子问）
“昨天我家中被贼偷了，有人说是中国人干的，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答: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中华民族是知书达理的民族，人民勤劳、善良，在华夏大地创造出了璀璨的中华文明，贵国的先民早在唐朝就曾经拜揭过中华帝国，学习过礼仪和文化。但我想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洗礼以后，贵国在礼仪上已经遗忘了许多，以至于生长于礼仪之帮的中国人民，来到贵国就有可能迷失本心。我记得战国时晏子出使楚国，曾经说齐国人可以在故园安居乐业，而到楚国却成为盗贼，原因仅在于民风问题。因此我建议贵国的政府应该致力于民众道恕y礼仪的培养，只有环境好了，才可以杜绝偷盗，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贵国 人民忘记礼仪廉耻。
(一曰本老头问)
“我们很多曰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首先您的逻辑是错误的。历史是事实，是不能改变的，不是贵国人民，无论多少认为没有发生就没有发生。历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任何掩耳盗铃的企图都是徒然的。如果我说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曰本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后裔，曰本民族起源于我过秦王朝一个方士携三千童男童女东海寻访仙山的事件，我想贵国政府、贵国人民，和您本人也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当然我作为中国总理，也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接受，因为在心理上我不能容忍中华民族的后裔数典忘祖。
(一自称曰本渔民的年轻人问)
“我来自长崎，我们那的水受到了很大的污染，这是由与跟中国靠得比较近的缘故，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答:您来自长崎，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为了您失去的亲人，为了遇难死去的长崎居民，为了那些在二战中受到法西斯迫害的民众而哀悼。战争是残酷的，是军国主义者用来满足贪欲的工具，作为爱好和平的人民一份子，我们都应当加以警觉。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听我国的一些渔民反应过，现在东海打鱼越来越少，他们把原因归为贵国对海水的污染，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何地，今天您的提醒使我明了——原来是长崎。当时我就对那些渔民说，你们这种想法是错误并且愚蠢的，不仔细的反思自己的行为，而将原因归结为外在的原因，是在推卸责任，是非常卑劣和无耻的。古时我国有个预言故事叫做“疑邻偷斧”，非常有教育意义，我希望您能在闲暇期间仔细通读，如果有所启发，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斧头，我们再交流看法。
(一观众提问)
“台湾人民都不想回归中国，为何你们霸权欺压？”
答: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感觉回答起来很容易。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从前有个母亲含辛茹苦大半辈子，总算将自己的子女养育成人，她感到很欣慰，感觉可以松口气，歇一歇。于是对子女说，“来，回到母亲怀抱来，给妈妈捶捶背.“然而这个不肖子，却吃惯了软饭，有奶就是娘，回头就不认这个曾经养育过他而今已经骨瘦如柴的母亲，反而对这星星和太阳大喊妈妈，想喝可乐，想要烧饼。那此时母亲应该如何？回答当然是给他一把掌。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规则和限度，台湾问题就是母亲和儿子之间的争吵，别人无权干涉。我国历来都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霸权欺压的事情，反而总是有一些心叵测的邻国，以民主、自由等等名义来强奸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自主选择和决定权，这才叫霸权欺压。类似的话层出不穷。我想这样的座谈是很刁钻的，安排曰本普通民众和朱总理会谈，问很多尖锐的问题来试探中国政府对反曰的决心，以一国的总理的身份当然不便当场和这些人搞僵，否则有失风度.不当场给他们清醒的警钟，曰本的反华势力又会嚣张，并由此进一步鼓动或迷惑其他人，他们会说：“你们看，中国总理都不敢当面指责我们曰本军人当年的行为，这就充分说明南京大屠杀纯粹是中国政府的谎言”并且这些民众的来源又很值得怀疑.但是朱总理的回答是很见水平的。他是我们的好总理。在回答“你们中国人何时才会停止反复要求我们曰本人就战争问题向中国道歉？”这个问题时朱总理毫不妥协，说道：“曰本从未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人民道歉，而不是我们反复要求曰本人道歉。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历史的，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这背叛。”
整个实况转播都很压抑，总理一个人受到众多充满敌意的提问。一直到一个曰本年轻女性提问气氛才有所缓和，这位女士提问“总理最喜欢的歌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演唱？”总理说：“我最喜欢的是国歌，如果我唱你们都得起立。”当然没有人起立，总理也没演唱。
原帖地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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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2000年3月,他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丹麦记者所说得那样：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很多人在前半段话里看到了总理的清廉(不管是否摆姿态)并大加发挥，却很少人提到那后半段话的退缩。98年上任时的豪言壮语言犹在耳，不过两年的时间，就把合格标准降到了如此低度，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言者内心的绝望。以一己之力欲挽狂澜于不倒，却终是有心报国无力回天，在客观上与400年前那个张首辅又是何其相象！张居正因为历史的特殊情况而处于“吾非辅也，乃摄也”的有利位置，且又善于玩弄权术，培植亲党，用强硬手腕，为治国之便，行不法之事，杀伐决断，只手遮天，好歹才嬴到个寿终正寝，尚且逃不掉死后戮尸。而朱榕基行事之见恶于朝廷，个性之见恶于同僚，锋芒毕露，比张犹甚，自然任上要受牵制，任下还要受万夫指，做一个夹生的馅儿。当然，张居正的下场，也有他本人持才傲物，专横骄狂的原因。他轻视了一大堆文官的力量。而朱的原因，亦是有着这过“硬”的风格造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