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和笔记
一、
看到老六老师（？这称谓怎么听起来这么怪）的这一篇：
《读库》4周年座谈会 里面提到了平媒和网络、目前的图书市场状况和编辑工作的问题，虽然里面关于纸媒体的自处之道的论述，个人觉得实在还有可商榷之处（比如考虑到谷歌的图书扫描计划和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就会明白执念于纸媒的“形式”是有问题的，营利方面的考量倒还不是关键难题），但有些论述，觉得实在很中我心意，摘录于后。
这两天关于平媒和网络的话题谈得太多听得太多，可内容都是同一种没有思考的声音，开始感到有点恶心。
对于我们这群完全习惯于网络的人来说，似乎已经提早忘记了媒体的意义并不只是高效地传播信息，共享资源，平媒和网络的冲突并非根本性的与不可调和的，平媒必然要改变，而网络同样也在改变，出问题的不是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固守着各自的阵地、拒绝交流与改变的人。
但这大概是做ACG的人或者说宅人的通病：我们乐于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看不见圈外的广大世界；我们习惯给所有了解和不了解的人与事贴上标签，然后用标签去认识所有的人和事；我们认可网络高效的好，而后随波逐流放弃了艰苦的材料搜集、重组和再现的工作；我们看见了如大潮蜂拥的网络速食品，就以为认真做一件事已经变成了见不得人的操守；我们一边大声敬佩新海诚和宫崎骏，一边悄悄傷ﾚ慕新房昭之和富坚义博；执着用心、耐寂寞、不思回报，是我们已经放弃的难能可贵；简单、便捷、来钱，是我们在有意识无意识中追求的最大目标；当我们谈论读者需要的是休闲娱乐时，错误地将这种需求变成了自己的工作态度；我们将现成的资讯和资源错认为消费欲的根本，而忘记了编辑本身的座标系；我们迷惑于网络单一群体的声音而忘记了沉默的大多数；我们被读者的字面反馈牵着鼻子走而忘记了大多数时候读者并不能准确描述自己的需要，否则还要写手和编辑做什么？
脖子满老师说传播方式决定内容，而其实信息时代本质上并不真的排斥耐用品，高效不一定等于高耗，问题是现在大家都以为高效时代就是高耗时代，抢着生产消耗品，而消耗品的使用周期正在变得越来越短，于是只能生产更多的消耗品来填仓。什么时候我们能将消耗品变成消费品了，再进一步变成耐用品了，就能摆脱这个恶性循环了。
我这样胡说八道一气，还是有些不着边际，不如来看看柴静和张立宪的对谈，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柴 静：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和刘香成职业生涯的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这么多书都要靠刺激的标题和醒目的照片来抓住人的眼光，很多人会说这种细部上的打磨又有什么意义呢？ 张立宪：其实，这种哗众取宠式的做法已经在自食恶果了。我们一年出三十多万种书，很多书连和读者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就变成了废纸。八十年代我们买一本书的时候，对变成印刷品的东西会有一种本能的信任，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所以才会变成一本书。现在我们看到一本书，首先会觉得可疑，怀疑有没有购买的价值和阅读的价值。这就是这个行业在自食恶果的悲剧，现在只是在更恶性的循环，用更血腥更嚣张的做法来刺激人，实现一次效果很短暂的交易。 上次我们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汉声黄永松老师的讲座，之前是一石文化的几位老师的讲座。我和董秀玉老师在讲座之前聊天，现在纸质书本身就受到网络和电子书的冲击，大家的阅读更多的转向网络和电子阅读这种免费的廉价的出版物。我们身为出版人，做这种纸质书，何以自处？董老师他们已经到了那种修为，宠辱不惊，物我两忘，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书，一年能做两本做两本，能做三本做三本。我这样的人面临的职业压力当然更大，我能怎么做呢？只能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现有的生产方式是什么呢？我自认为还是个比较合格的编辑，一年编六本《读库》，如果能够再编其他两本书，对我来说劳动成果已经很可观了。可事实上，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一年编六十本书，都不一定能完成工作任务。就要改变这种生活状态，能不能把一年编十几本书，变成几年甚至十几年来编一本书？让变成纸质书的文字或者内容配得上来消耗这些纸，这也许是这个行业能实现自我拯救的最后途径。用几年来编一本书，这本书能卖几年甚至十几年。汉声做《中国童话》从三十年前就开始卖，一直到现在，希望我们也能这样。 任何一个出版社，无论多大，还是多小，其实也只有几种看家的书，成为它们的摇钱树。我们作为一个个体也好，一个出版机构也好，能够多花点心血，好好的栽培一棵摇钱树，能够把这棵树种好，就非常了不起。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
柴 静：今天在场的人各行各业都有，我猜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都想追求自己行业中真正的职业标准和规律，但是外界的环境会像风暴一样把你席卷而去。我在做毒奶粉调查的时候，看到有些不想卷入这个竞争的厂商也被卷进去了，连根拔起，没有办法。你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张立宪：我刚看到龙应台和李安的一个对话。李安认为拍电影，思想、感情、技术、运气很重要，有了这四个之后，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个性。如果老想和别人一样，那肯定就一样了。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年，耳闻目睹很多杂志从创刊到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北京的媒体从业人员，我和你搭一个班子做一个新杂志，做不下去了就换另外一个班子，但是一看起来，都是在做低水平重复建设。怎么策划一个专题，请谁来写专栏，卷首语该怎么写，照片该怎么拍，栏目怎么划分，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些从业人员不停的更换自己的老板，但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没有太多的变化，这可能是一种不好的状态。个性，就是打破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有时候说起来……你都意识不到这有多古怪。《读库0905》里有一篇文章《希特勒的财神爷》，有一万多字，有家媒体曾经发了两三千字。作者文中有一句话，形容希特勒很善于蛊惑人心，就像文革时期的姚文元一样。你猜编辑改成什么了？“就像台湾的陈水扁一样”。这个编辑改的时候有意识吗？可能就是一个习惯。大潮中大家裹挟着往前走，都会遵守这种习惯并且习以为常。
我编《读库》的稿件，希望做到两个不删节，一个是除了必要的文法修改外，我对稿件宁可不发表也不做删节。但还有另一个不删节，我希望和作者达成一种沟通，让作者不要做自我删节。这可能也是作为写作者养成的习惯，他在写作的时候会自己设限，设定什么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有时候是政治敏感话题，但大多时候不是，是传统的观念和习惯使然。《读库》非常喜欢也非常强调个人记忆、个人史、微观史，我收到最多的稿件也是这方面的，许多文章都有这个问题。一个人一旦进入创作状态之后，会不由自主的说一些假话，不由自主的把一些东西夸张，把另外一些东西隐没到好像没有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能够把这种写作习惯纠正过来，也许就可以上升到整个民族的灵魂得到改造的高度。
柴 静：你说进入创作状态之后的自我修正是一种下意识的恐惧？ 张立宪：我不知道，可能是人性本身的做戏感。我们看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诉苦的时候，说着说着就脱离了事实，并且他自己也当真了，包括我们给父辈和一些尊敬的人写文章也是这样，把一些苦难和美恕y夸张了来写，写着写着就当真了，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柴 静：选马宏杰那组照片的时候，你说过，你很看重他的一个标准，他没有遵循很多人认为的“政治正确”。
张立宪：对，我们写作的时候，预设的主题非常可怕，认为穷人一定是善良的、憨厚的。在这个主题下进行创作和写作，就是一种习惯，一种可怕的习惯。这种细节特别多。
蓝色的部分，是我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做到的，不知是因为我的认识有问题呢，还是做的东西定位太不同的缘故，毕竟ACG要评论的对象本身就是虚设的，所以很多时候反而必须预设主题，要抓着最共性的、概念化的东西来写，注重寻找人类感情的最小公约数（柴门文语），尤其是在涉及反常识的观点时更要小心。而所谓的“政治正确”其实在ACG评论中也一样存在，比如在高人气作品中大唱反调，在少年向评论里否定梦想，在少女向评论里否定爱情，在所有作品里否定主角（……），在社会向评论里大谈底裤，在废萌向评论里大谈押井守，在技术宅评论里大谈人文，在文青宅评论里大谈EVA新剧场版的录制技术和5.1声道蓝光初回特典或者《夏日大作战》在OZ设定上的BUG五四三……这都是在犯政治错误（所以我写《朱雀论》障ﾃ掉雀渣也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哈哈=__,=）
另外，柴静说的“下意识的恐惧”，我觉得改成“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和美化”可能更合适点。从下文的回答来看，她提问的措辞有点欠考虑了。
在作者方面，ACG枪手圈子里往往默认什么都能写的才是好票（虽然未必有好文），编辑会不由自主喜欢能自我设限的作者，哪怕他知道这个作者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写的东西，只要他判断读者会相信和喜欢，就能通过。当然，这个设限的定义和上面所说的还是有很大不同，所以不至于像座谈里那么上纲上线。简单来说，一定程度的设限实际上应该是编辑的工作而不是作者的分内事。
但是，一篇优秀的枪稿应该中庸公正、不偏不倚，一篇优秀的文稿却必须拥有强烈的个人观点——不一定是强烈的主观感情，但作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想方设法去说服读者的决心，以及技巧。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可以闭关自守，自得其乐。而在后者，编辑要承担的风险是远比作者更大的，除非你大大地挂出免责声明而且确定你的读者能看懂——这一点又很可堪疑。结果就是编发一家之言的话，得了美名是作者的，得了骂名是编辑的。
所以这年头，优秀的枪稿易得，优秀的文稿难发。
但座谈里之后说到的“人性的做戏感”，每一个有点自省心的码字工看了，怕是都会有相当感慨吧〜〜
二、
崔卫平老师的这篇中学课文很不错：
《你是你的船长——寄语十五岁》（语文出版社八年级下册《语文》课本，2003年）
崔卫平的东西我看得不多，因为自觉见识太少，心胸偏狭，所以捧读间总是诚惶诚恐，反复自问。从第一次看她的东西开始，就对她充满了崇敬，倒不是因为她看得比我多，懂得比我多，而是因为我至今无法理解，一个人在看到那么多东西、想明白那么多东西后，为何还能保持这样的乐观与信念呢？
然后看到柴静的这篇：《娃娃》
其实是挺读者文摘的一件小事，但读完后突然好像明白了一点崔老师的信念由来。柴静是做新闻的，做新闻的最大本事就是用平实简单的文字写出思想的力量，在看似简单的罗列事实中呈现鲜明的观点。可惜这样的文字力量和表达感情的方式，在如今看着豆瓣和郭敬明长大的ACG住民中，大部分早已弃之如敝屣。
于是又看了篇柴静写MJ：
《杰克逊的三个细节》
估计我就算看到她写的那三个地方，也不会有多么强烈的印象，可能一瞥就过去了，因为对MJ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与了解，谈起观感，肯定泛泛而谈，隔靴搔痒。
但柴静用了一种写法，很简单，却很有煽动力，把这三个地方写得特别动人，由小及大，楞是抓出了MJ（现象）的核心。和上一篇有些不同，但同样是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传达了鲜明的观点。因为选对了座标系，选对了切入口，选对了材料重组的方式。直到文章的最后她才说：“我感觉他们一部分把他当婴儿，一部分把他当神，一样的强悍和脆弱。”很感性，很主观，可是有前面的铺垫，这一句结论就显得非常自然得体，而且有说服力。
看到这篇，我就想起早前审过的一篇稿子，在与宅人作者沟通时，对方一口一个“这个故事反映的就是人生”，我以为他会写出怎样的动人况味与真知灼见，结果交上来的稿子让我吐了几口血，80%的篇幅在陈述剧情，10%引用台词，剩下的10%翻来覆去一句话“这就是人生啊！”搞得本来觉得那故事还可以的我看完稿子就开始怀疑人生并一度想要添上个你妹。要说这是中学议论文没学好像是看不起人家的学历，但要说这无病呻吟是80后的通病吧，七七和其他作者铁定要跳出来抗议，就是天天打网游的90后，敢跟杂志要稿费的都不可能这么脑残。现在回头想来，那位在动画里大大感动人生一把的宅人作者，怕是如同做广告的非要选经济学角度来剖析房地产广告牌一样，搞错了座标系，选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切入口，又不懂得重组材料和依序渐进地展开议论，所以言不及义，乃至言中无义了。
关于座标系的详解，可看柴静的这一篇：
《我以为我失去了他，但是没有》
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了结构的力量：你的主题要蕴含在结构里，不要蕴含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这种结构，是如何去建构这个片子中的相关人物，以及相互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呈现出一种深刻。
这段话被柴静归结为：结论是简单的，关系是深刻的。看柴静的文，感觉她就是这样在做的。
另关于“不想放入思想，因为观众/读者看不懂”的问题，陈虻说得太好了：
“有个编导说不想在片子里放入思想，“我妈说看不懂”，就放弃了。陈虻说：思想、你、你妈这是三个东西，现在你妈看不懂，这是铁定的事实，到底是这思想错了，还是你妈的水平太低，还是你没把这思想表达清楚？我告诉你，你妈是上帝，不会错。思想本身也不会错，是你错了，是你在叙述这个思想的时候，叙述的节奏、信息的密度和它的影像化程度没处理好，所以思想没有被传递。”
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做节目，也同样适用于写文章和画漫画，以及一切需要在个人追求和市场需求间做调和的、创作性的文化商品和宣传工作。对看到思想和老妈就皱眉的ACG住民来说，把这俩词换成“观点”和“读者”，把“影像化程度”换成“形象度”、“趣味度”、“层次性”，结论依然不会变。
套用脖子满老师的一句话，这就是“信息传播的方式决定（受信者接收到的）信息内容”。
这也是“给读者看的是休闲娱乐，不等于编辑也要跟着休闲娱乐、不动脑子地做东西”的原因。实际上除去商业运作和机遇上的理由，能让人沉迷的休闲娱乐可能要比经济学家的论文和文学大师的独思还费思量，否则为何风靡世界持久多金的偏是人家的柯南火影海贼王，哆啦A梦和小新，而不是咱家的蓝猫虹兔喜洋洋呢。可惜的是，在前面提到的大潮裹挟下，大家都在争着做后者，不只是国产动画如此，日式ACG的制作和推广又何尝逃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窘境，这实在是一件很无奈的事。
说到最后又变成了悲观的论调。问题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试图提出答案的是有心人，但能付诸实施的寥寥者才是行动家。有些事尽管我们别过脸去假装没看见，那些在我们权力之外的东西依然会影响到我们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乃至精神状态，这也是事实。解决之道只有两种，或者等待权力层的改变，或者自己成为权力层。若是既无意愿又无能力且无机遇，一人或数人皆不能改变世界，唯求问心无愧而已。
但拐点之后，改变终会到来；狂热之后，自省终会到来。我如此坚信。
